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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数字时代，中国刑事司法系统正上演一场荒诞的光盘保卫战——检察院与法院将附卷的光盘证据视为洪水猛兽，以保密防舆情等名义，对辩护律师的复制权设下重重关卡。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范、司法实践与技术标准，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法律文本与实践操作的深层冲突，批判了以技术之名行权力之实的司法惰性。研究发现，尽管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赋予律师电子数据拷贝权，但司法解释的模糊地带、内部规则的任意扩张以及技术认证体系的缺失，共同构筑了一道程序正义的数字铁幕。通过比较普通法国家的成熟经验，本文提出应建立开放发现为原则、限制为例外的电子证据规则，将哈希校验等技术手段服务于权利保障而非权力管控，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程序正义的和解。

　　这种荒诞现状的形成，源于一个根本性的权力错位。在数字技术重塑证据形态的今天，司法机关将本应服务于权利保障的技术手段异化为管控工具，用保密当挡箭牌，以防泄密为尚方宝剑，在电子证据领域构筑了一道程序正义的数字柏林墙。本文将系统论证：限制辩护律师复制光盘证据的做法，不仅缺乏法律依据，更在根本上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，造成了技术理性对程序正义的僭越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，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。这一规定在2012年修法时增加了电子数据拷贝的方式，标志着立法者已经意识到数字时代证据形态的根本性转变。正如学界所言，电子数据拷贝权的写入，意味着律师阅卷权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，从纸上权利升级为数字权利。

　　然而，权利的文本确认不等于权利的实践兑现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（2021）》第五十三条进一步规定：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复印、拍照、扫描、电子数据拷贝等方式。这里的电子数据拷贝表述，理应涵盖所有以电子介质存储的证据形式，包括同步录音录像光盘、监控视频U盘、手机取证数据等。但实践中，司法机关却玩起了文字游戏——将案卷材料狭义解释为纸质卷宗，而将光盘证据视为特殊证据，从而架空了律师的复制权。

　　首先，从证据法原理看，同步录音录像是典型的过程证据，它不仅是证明讯问合法性的关键材料，更可能蕴含被告人供述自愿性、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重大程序性事实。将其排除在证据材料之外，无异于掩耳盗铃。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批复指出：侦查机关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，辩护律师提出复制要求时，原则上应准许。这一批复虽未形成正式司法解释，但其法理精神清晰可见。

　　1.保密遁词型。某地中院刑庭庭长曾在律师座谈会上表示：讯问录像里有侦查策略、有线索来源，复制出去泄露了怎么办？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，万一传到网上，我们怎么向领导交代？这种将保密无限扩大的做法，混淆了侦查秘密与程序性证据的本质区别。事实上，GA/T 756-2021《法庭科学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技术规范》已明确要求对电子证据进行哈希值计算以确保完整性，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泄密风险。

　　这种内外有别的双轨制，实质上是将律师视为潜在泄密者而非执业权利主体。某省高院2023年出台的《电子卷宗管理细则》甚至规定：辩护律师查阅音视频证据时，应由书记员全程陪同，不得使用任何摄录设备（内部文件，未公开）。这种人盯人的防范措施，将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降格为参观考察。

　　李靖宇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主攻刑事证据法学。目前，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，例如跨境赌博犯罪、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。另一方面主要从事“涉性犯罪”的辩护与研究，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，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（USDT/比特币等）相关犯罪案件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。